治水即治国：资本政策是现代社会的治水方略——金融的超越才是彻底的超越

张可亮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6-03-22 10:12

资本是可以相变的，也有气态、液态、固态三种形态…

——张可亮

文章结构

01 水之困

02 资本是水

03 金融体系：水利系统

04 资本政策：中军主帅

05 资本政策：治水方略

06 金融的超越：彻底的超越

一、“水之困”

现代社会各个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健康增长、社会和谐稳定都绞尽了脑汁，经济学家们思考了各种理论，政治家们也做了无数实践，但是能够成功实现该目标的国家并不多。

此事，真的如此之难？

现代社会的经济纷繁芜杂，我们能不能化繁就简，回到简单的农业社会想一想，或许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农业社会的经济就是靠种植农作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依靠其土地上的农作物产出，我们搞清楚了是什么决定了土地的丰收与荒芜，是不是就可以破解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道？

农作物要生长，离不开的是阳光、空气、土地、水、种子和人的耕种劳作。在这几样要素当中，阳光是普照的，空气是免费的，土地当然会有丰沃还是贫瘠之分，种子也会有好坏之分，人的耕种也会有经验以及勤劳与否的差别，然而，在阳光、空气、土地、种子和劳动这五大要素齐备的前提下，为什么有的地方硕果累累，有的地方却颗粒无收？

答案只有一个：水！

水资源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但水有两个致命的特性：稀缺性与配置的不平衡性。所谓的农业靠天吃饭，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收成就会好，如果碰到干旱少雨或者洪水泛滥，很可能会颗粒无收。所以农业社会要想发展经济或者说抵御经济危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兴修水利，尽量能够收集存储水资源，并让其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中华文明能够延绵5000多年而不绝，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从大禹时期就开始治水，从古至今就重视治水、善于治水，才有了领先世界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水即是财”，这是有道理的。

在现代社会，我想说“财即是水”，“资本即水”。

二、资本是水

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当中，经济就是农田，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是土壤，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就是种子，货币资金则就是水资源。资金流到那个行业领域，该行业就可以得到发展，就像农田得到灌溉，当然流到行业里的资金也不能过多，多了反而会涝死。

水是可以相变的，有三种形态：液体的水，气体的水蒸气，固体的冰，只有液态的水对农作物是最有用的。

资本也是可以相变的，也有气态、液态、固态三种形态。资本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也有三种形态：普通的用于消费的货币资金，就是气态的水蒸气；形成了可以价值增殖的资本，就是液态的水；本可以带来价值增值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沉淀的资产，就是固态的冰。

之前我们都讲金融是血脉，经济是肌体，也很形象，但是人体的血脉是规定好了的，我们无法施加外力改变，且血只能滋养动物而无法灌溉植物。但资本是水，金融体系是水利系统的比喻就更加的形象，因为水利系统是可以靠我们的聪明才智来设计的。

金融机构的作用就是将气态的货币汇聚起来变成液态的水，同时也要将固态的冰融化成液态的水，核心任务就是要高效的形成资本、合理的配置资本。

资本就是现代工业时代之水，治理资本之水浇灌经济之田就是要建立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

三、金融体系：从“天然河道”到“现代水利系统”

过去，我们往往认为只要龙王爷打开货币的“水龙头”，释放流动性，天降甘霖，经济自然就会好转。但现实一次次证明，缺乏系统规划的“大水漫灌”，只会导致洪涝灾害（通货膨胀）与旱涝不均（贫富分化）。

构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本质上就是为国家修建一套智能化的“超级水利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央银行是“总水库”，就是这套治水体系里的最大的龙王爷，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是干渠和支渠，都是一个个的小龙王，都能行云布雨，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水资源分配权，负责把资金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

现代社会，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水利系统”，我们才能真正驾驭资本，而不再是被动地等待雨水（市场自发配置），而是主动地调水、引水、控水，让每一滴资本都浇灌到实体经济当中上，实现工业经济的从“靠天吃饭”到“精准调控”的历史性跨越。

四、资本政策是中军主帅

既然资本是水，金融体系是水利，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是我们的治水方略，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深刻的认知升级：

1.货币政策：控“水量”和调“水费”

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它解决的是“有多少水”和水费高低的问题。但货币政策有一个天然缺陷：它是依靠银行信贷为企业提供资金，形成的“债权资本”，是要求还本付息的。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家如果预期悲观，即使货币量多，利率低，也不愿意贷款投资，也无法拉动经济增长，极端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这时候水再多，都是停留在水渠里，企业家不会让他流到自己的田地里。

2.财政政策：只是“买水浇田”

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支出，相当于政府自己花钱买水来浇灌特定的公共领域（如基建、民生）。这是一种直接的干预手段，效果立竿见影，但受限于政府债务规模和财政赤字，它无法覆盖整个经济田野，只能作为补充。另外财政政策形成的是“公共资本”，是为产业资本和民生服务的，其盈利性不如产业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3.产业政策：只是“种植指南”

产业政策是依靠规划引导、准入标准、财税优惠、技术扶持、目录指导等手段，来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调整经济结构。其逻辑是市场有时是盲目的，资本具有短期逐利性，产业政策通过“有保有压”，引导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流向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芯片、新能源），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或产能过剩行业。

产业政策告诉市场主体“该种什么庄稼”，鼓励什么产业，限制什么产业。但这只是一张图纸、一份指南，而且产业政策往往是具有前瞻性和规划性，如果市场对于要扶植的产业预期悲观或者认为风险较大，即使产业政策给与再多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企业家也不愿意向该领域投资。

4.资本政策：才是“总设计师”“总调度师”

货币、财政、产业政策，本质上都是间接的，都是配合性的措施，它们最终都是要作用于“资本”这一目标，都要考察其将货币转变为资本的转化率。

所以真正的核心调控手段，应当是“资本政策”， 资本政策，就是这套水利系统（金融体系）的总设计师，手握“所有权限”的总调度师。 它不直接生产水（那是央行的事），也不直接买水（那是财政的事），但它决定水的性质，水的流向、流速和流量。它通过制度设计，让资本这一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和战略需求。

资本政策可以分为广义的资本政策和狭义的资本政策。

广义的资本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调控资本产生、形成、分配、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中形成债权资本的政策内容以及“财政政策”中形成公共资本的政策内容以及“产业政策”，都可以被视为是资本政策。

狭义的资本政策是专指形成“股权资本”的政策，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一二级市场来实施，“资本政策”是现代社会现代政府并列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第三项宏观调控措施，且是创新型社会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为了便于区分，我们后面讲到的资本政策都是指狭义的资本政策。

资本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资本的形成，尤其是创新资本的形成。其本质在于将“资本”从市场自发配置的要素升格为战略性政策标的，通过重构资本的形成机制、流动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平衡。

资本政策包括一级市场政策和二级市场政策：一级市场政策包括政府设立创业引导基金、大型产业基金，并购重组基金，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民间设立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为股权投资提供更多便利等等。

二级市场政策包括建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一二级市场协同发展，确保融资端与投资端的动态平衡，大力推进上市公司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等。

要发展新兴产业，就要用资本之水进行浇灌，有了资本的注入，创新的种子才能破土，才能枝繁叶茂，才能硕果累累，瓜果飘香。

要淘汰落后产能，只需切断对落后产能的资本供给（断贷、退市、限制融资），这些产业无需行政命令强行关停，自然会因“缺水”而枯萎淘汰，实现市场的出清。

五、资本政策是现代国家的治水方略

基于“资本即水”的底层逻辑，未来的宏观经济治理必须进行范式革命：资本不再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的生产要素，而是变为最直接的政策标的物，一切调控手段和步骤的设计，都必须围绕着“如何高效、公平、安全地调控资本”来展开。

要想发展经济必须做好宏观调控，要想做好宏观调控必须要驾驭好资本，要想驾驭资本，必须先建设好金融体系，也就是欲治水，须先修河。

1.提前规划水系图

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水库开闸关闸”的放水思维，而必须树立起构建四通八达、智能高效的“水利基础设施”的设计师思维。

资本政策就是“规划式”治理思维：像大禹治水一样，疏堵结合，因势利导，提前规划好未来五年的“水系图”，才能建设好水利工程，才能调控好水资源。

通过产业政策，超前布局资本流向。可以依据国家五年发展规划，根据产业政策，提前划定“重点灌溉区”（如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限制开发区”（如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然后通过金融体系引导资本向国家需要的领域流动。

调整全社会的资本结构，优化“债权资本”“股权资本”“公共资本”的比例。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需要创造更多的“股权资本”而非“债权资本”。

通过平准基金、国家创投引导基金、社保基金等载体，带头引导社会创造更多的“创新型股权资本”；通过银行体系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公司，逐步放松分业经营的限制，真正启动投贷联动，让银行体系创造更多的“股权资本”，解决“债权资本”比重过大所带来的产业结构保守、创新性不足的缺点。

2.以资本政策统合“三策协同”的治理体系

要以资本政策为核心，统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构建完整的三策协同、三策合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只有三者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宏观调控的精准化、系统化、长效化。

货币政策负责“控水量”：央行通过降准降息、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的总量与价格，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水源”。

财政政策负责“修渠坝”：通过公共投资、税收优惠、转移支付等手段，改善基础设施、保障民生底线，为资本流动创造良好的“灌溉条件”。

资本政策负责“定流向”：通过平准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手段，直接决定资本的去向、流速与节奏，确保每一滴水都精准滴灌到最需要的“经济田块”。

3.构建“资本平权”的新生态

资本政策的另一重要使命，是打破传统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公，构建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在统一“水利系统”中公平竞争、协同发展的新生态。

要拓宽资本准入，大力发展北交所、新三板等普惠金融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融资门槛，让更多“经济田块”获得灌溉机会。

要规范资本秩序，对平台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建立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资本约束机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蚀经济根基。

4.实现资本收益的全民共享

资本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资本之水不仅浇灌出经济的繁荣，更要转化为全体人民的福祉。通过平准基金的分档收益设计、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等制度安排，资本增值不再仅为少数资本所有者独享，而是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的坚实后盾（此部分内容可参见我关于平准基金的论述）。

这正是“治水即治国”的核心要义：治水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蓄水，而是让沃野千里、五谷丰登；治资本的目的不是为少数人牟利，而是让经济繁荣、百姓安康。

六、金融的超越是最终的超越 

谁掌握了水的流向，谁就掌握了农业社会的命脉；谁掌握了资本的流向，谁就掌握了现代经济的主动权；只有树立先进的金融理念、创造先进的金融理论，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胜出。

1.资本政策：从“工具”到“制度”的跃迁

资本政策不是短期救市、拉动经济的权宜之计，而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柱。它将完成从“危机应对工具”到“长效治理制度”的历史性跃迁：

在功能上，它既是市场稳定的“压舱石”（通过平准基金平抑股市波动），又是产业升级的“助推器”（通过创投基金引导资本投向硬科技），更是共同富裕的“分配器”（通过平准基金的分档收益让普通百姓共享资本增值）。

在机制上，它将散兵游勇般的社会资本，整编成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的“资本军队”；将无序流动的资本之水，驯服为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头活水。

在战略上，它为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博弈提供了“制度性权力工具”，使中国在美元霸权的冲击下拥有坚实的金融防火墙。

2.金融超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终极超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谁能构建更高效、更公平、更安全的金融体系，谁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资本政策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正在探索一条超越西方金融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道路。

超越“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西方金融体系的核心是资本增殖至上，资本雇佣劳动、剥削劳动；而资本政策将金融从“资本增值工具”升格为“生产关系调节器”，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实现“劳动驾驭资本”。

超越“少数人占有收益”的分配：西方金融体系中，资本收益主要流向大股东、少数人群，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而资本政策通过普惠档收益设计、社保基金收益划转等机制，将资本增值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富。

超越“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西方经济长期依赖债务扩张维持增长，导致主权债务危机频发；而资本政策通过发展股权资本、创新资本，构建起以国家资本为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当阳光、空气、土地、种子和劳动都已就绪，让我们用好“资本”这最关键的水，构建好“金融”这最强大的水利系统，实现对美国金融体系的超越，也就实现了中国对美国的超越，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超越！

这也是我在《文明重构与金融崛起》中论述的核心观点，感兴趣的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购买，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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