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领域有没有美国思想殖民——双佰论坛举办反思想殖民第二场专题报告会

吴时空 · 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 · 北京 · 2026-02-03 21:45

编者按: 美西方思想殖民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危害极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严重思想障碍。由于思想殖民现象在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所以反思想殖民和清除思想殖民遗迹是一项普遍性的历史任务。

双佰论坛于2025年11月29日举办了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普惠金融》的专题报告会，邀请资本市场资深专家吴时空（因工作单位关系，吴时空为笔名）先生主讲，吴先生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和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

吴先生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理论创新观点，如“金融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金融”等。吴先生还指出，多年来，我们的金融改革一直不尽如人意，就是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一直在西方算小账的金融理论里转悠，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将金融机构打造成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商业机构，而忽视了其服务人民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在金融体系掌控社会资金的优势地位下，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实现，但是服务人民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被削弱或者忽视了。为此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可贵的相应的金融改革建议：发展平准基金和国有创投，以新方式实现对资本的驾驭，这样既能保持社会活力，又不致于使资本野蛮生长。

我们认为，吴时空先生的观点是中国本土原创性的金融理论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金融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展露出新中国、新时代的金融工作者勇于探索、敢破敢立的可贵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花。美西方思想殖民是随着我们引入市场经济而来，新闻、金融、法律等专业领域都是其重点攻陷和经营的领域之一。清除这些专业领域的思想殖民遗迹，仅靠一般性的研究和舆论宣传是不够的，必须“先立后破”，即：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新闻、金融、法律理论的不断突破与确立，这些领域的思想殖民现象必然遭到清除和抛弃。

本刊隆重推荐吴时空先生的报告！

一、社会主义有没有金融理论？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金融理论应该区分为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和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两大类，他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金融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是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结合，是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一般原理和原则指导下产生的、与中国特殊国情契合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了西方金融理论，高等院校经济金融专业的教学与经济金融干部的培训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照搬照套来的。在实践中我们也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对我们原有的金融工作系统包括工作方式方法等进行了改革，一些不能改或无法照着改的，迄今也仍然被不少专家学者当作改革对象来看待。

几十年来，我们在金融理论研究工作中，下大力研究的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金融理论，而对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研究则基本上束之高阁了。这就造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1）我们是不能够从资本主义金融理论，直接认识、产生和过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因为二者不同质，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我们可以借鉴运用资本主义金融理论观察分析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现象，并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出现的问题，但在根本上、在大量的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混合领域或完全的非市场机制领域（如党管金融），资本主义金融理论就不适用或根本不对路子。（2）我们也不能完全跳过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直接从实践中总结产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理论任务。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一般性，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特殊性。

因此，目前学术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正本溯源”研究，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根脉和思想源头——社会主义金融理论，这是其一般性和普遍性所在，是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特殊性的理论基础。

我们需要借鉴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先进理论和制度设计，但我们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两方面的改造：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主要是政治层面的改造，体现在分配领域，解决的是社会公平问题。其次是对其进行中国化、中国特色的改造，这主要是文化层面的改造，更多地体现在传承中国道统上，符合中国人的情感问题。

在批判借鉴资本主义金融理论的基础上，探索创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金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金融理论，这是当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必须坚守的正确理论路径。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需要认真关注的一点。

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本质是什么？****

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三种主要的形态。就目前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言，依然存在着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只不过是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曾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金融行业发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变化，就是金融已由当年的“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

金融已不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配置资源而安身立命的服务者，而是演变为自我服务、不断追逐交易标的的谋利者。美国前财长助理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教授说，金融成为一只吸附在实体经济身上的吸血乌贼。美国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正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可以说，当代西方金融资本已严重异化、蜕变为投机者赌博的工具，罔顾实际价值而直接作用于资产价格，成为金融寡头猎杀各类投资者、市场主体的工具，成为金融资产阶级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存在过度金融化的倾向。大量的产业资本也演化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反客为主，金融领域“脱实向虚”问题严重。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兴国之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做强实体经济。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资本为劳动服务。

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则已走向反面，即：实体经济为金融资本服务、劳动为资本服务。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以“资”为用的社会；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以“人”为用的社会。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当代西方，企业都是市场主体，都是生产力的集合。而金融体系则已经发展到、并正在更深刻地发展为当代社会的生产关系，金融体系已经掌控和决定生产资料（资金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形式）的汇聚、分配和收益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金融体系的本质。

三、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特征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以银行信贷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积累了大量问题，业界对金融改革的呼声很高。我认为，当前我们的金融改革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在微观上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在宏观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三是在结构上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科技创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

综合起来看，这三点都可以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普惠资本市场来实现，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牛鼻子，实现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促进创新资本形成。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上市门槛高、门缝窄，只服务于大型龙头企业，无法服务于广大中小企业，这使得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占比非常低，只有3%左右，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二是偏重于传统行业，对生物医药、芯片半导体等战略新兴产业支持不够，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三是市盈率畸高，股民普遍亏钱，有收割股民散户之嫌。

注册制改革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但没有解决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将中国资本市场建设成普惠型金融基础设施，增加资本市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服务于广大的创新成长型中小企业，让这些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获得金融支持，将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实现创新资本归集形成，也可以实现社会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可以说是社会主义金融的重要特征，普惠金融理论应该成为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的核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应该是普惠化的资本市场，服务于人民的资本市场，这是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本质区别。

在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基本是为金融机构服务的。实体经济是宿主，金融机构是寄生虫（当国内实体经济的宿主不够的情况下，它们还会在全球寻找宿主，为此，他们要求各国金融开放）。金融机构把自己从经济体系中独立出来，经营的目标是机构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算的是机构的小账，所以才会产生风险收益匹配原理。即中小企业风险高，所以贷款利率必须要高。

但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目的是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而不能仅算金融机构的小账本。多年来，我们的金融改革一直不尽如人意，就是改革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一直在西方算小账的金融理论里转悠，对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将金融机构打造成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商业机构，而忽视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

在金融体系掌控社会资金的优势地位下，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实现，但是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被削弱或者忽视了。如改革城信社、农信社为城商行、农商行，成立担保公司，成立村镇银行，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这些改革措施都是着眼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都是在西方金融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实践，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

在实践中受挫之后，我们在实践中开始了普惠金融的探索。国家改变了之前的做法，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不是更高，而是更低，这显然是违背西方金融理论的做法，但在实践中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金融体系损失了部分超额收益，但是推行普惠金融却让生产资料的分配更加公平，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更有效率，为经济体系为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社会主义普惠金融算的是大账。

四、何为“资本政策”？****

2018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银行体系近十年的普惠金融实践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朝着普惠化的正确方向发展，容纳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势必将会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单独推出“资本政策”，将“资本政策”作为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的第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激活民间存量资金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将资金汇聚成创新资本，将人才汇聚成人力资本，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让结合了资本和人才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西方经济学没有“资本政策”这个概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资本政策”这个政策工具，这是我在2018年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提出的。我认为，“资本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调控资本产生、形成、分配、使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可以并列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其本质在于将“资本”从市场自发配置的要素升格为战略性政策标的，通过重构资本的形成机制、流动方向（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和收益分配机制，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动态平衡。

资本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在于，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控货币的总量、结构和利率，是流动性的总阀门和间接调控经济的手段，比如降准/MLF/LPR,货币政策有着自己的局限性。资本政策直接调控资本的形成（如国家大基金）、分配（如普惠性收益设计）、使用（如定向产业投资），突破传统政策的间接性与滞后性。如果把货币政策比作创造“人”的话，资本政策则直接创造“军队”。

资本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资本政策包括资本市场政策，但又不局限于资本市场政策。比如通过税收减免和创设便利等鼓励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国家直接设立芯片等大基金，以及地方政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这些一级市场的政策当然属于资本政策，鼓励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在京、沪、深资本市场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这些二级市场政策也都是资本政策。

“资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体不应局限于某个部门，而应该上升到党和国家层面，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处于一个层级，三者密切配合达到“三策合一”的程度，以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政策效益。有些本来被划归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甚至笼统的“经济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应属于“资本政策”。比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工业设备、工业软件的更新换代补贴等。

有了资本政策工具，人民银行的职能和运行方式就可以大大优化，可以直接通过资本市场来发行货币创造资本，而不仅仅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发行信贷货币。比如：央行直接下场成立“大规模的平准基金”，平准基金直接购买京、沪、深三个交易所国家鼓励方向的ETF，相当于央行将基础货币直接投入上市公司成为股本，壮大创新资本。

央行也可以直接通过发行基础货币成立“芯片大基金”这一类的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基金，而不需要各家国企联合出资设立。这样既直接支持了创新资本的形成和壮大，又减轻了货币传导机制的失衡和失效，因为这样操作目标是具体和公开的，操作过程也是直接和便利的，交易成本很低。

资本政策的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重构资本形成机制：穿透“货币黑箱”的直接干预

传统的货币政策只能够释放和回笼货币，货币能否形成可以增殖的资本还是需要看市场主体的预期，通过市场化行为进行，存在“传导链条长-政策时滞久-效果不稳定”的三重困境。而资本政策可以通过平准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政策工具将资金直接投入到产业和企业当中，直接将货币转化为生产性资本，形成精准突破。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通过两期3287亿元投入，带动超万亿社会资本进入半导体领域。

第二、优化资本结构配比：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金融基础

一是调整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结构。银行信贷创造的是债权资本，债权资本是确定性收益资本，且是工业化前中期资本不足、产能不足的时候，较为适用。在当今的工业化后期以及信息化时代，债权资本局限性出现了，难以满足创新经济需求。这时候需要的是创新资本、风险资本、耐心资本，就需要通过资本政策来创造，才可以调整、改善我国的资本结构。比如在资本市场增设北交所，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平均研发强度达6.2%，显著高于主板1.8%。社保基金对初创企业投资周期延长至7-10年，突破银行信贷3年周期限制。

经中央金融委员会审议同意，2025年1月24日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将这些资金直接转换成为股权资本。

二是调整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结构。我国的资本构成主要为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是护国之根基，民营资本是活力之源泉，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其局限性。通过资本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资本形式，形成“国家资本引领+民营资本协同”的混合模式，同时发挥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二者的长处，激活市场活力。比如通过平准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民营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为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既可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也能通过民营企业实现强链、补链的作用。

第三、调节资本配置方向：锻造产业升级的金融引擎

资本政策通过“定向投资+市场激励”双轮驱动，破解资源配置扭曲难题，可以很直接的将资本向芯片、生物制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产业转移和配置，促进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比如通过清单制投资，平准基金定制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ETF基金，可以向战略新兴产业每年注入数万亿资本。

第四、调节资本收益分配：构建共同富裕的金融通道

资本政策还可以调节资本所带来的收益分配，突破传统“税收-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局限，在初次分配环节即植入公平基因，例如将平准基金份额分配给低收入群体和充实社保基金，在分配上可以直接将平准基金收益用市场化手段由全民共享。

五、如何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

（一）利用资本市场，打造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力

“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经济领域工作的一项长期大政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应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光应该思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式问题，更应该思考这两种所有制各自新的实现形式，以及如何融合、协同发展的问题。

我国民营企业有两大问题，一是融资难；二是管理差。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当然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是管理问题不解决也不行。资本市场既可以解决民营企业的外部融资问题，也可以通过股权激励来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和发展动力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企业的传承问题。登陆资本市场之后，企业股权结构可以从完全的家族持股，转变为由家族股份、员工股份、战略投资者股份（既可以是国资也可以是民资）和公众投资者股份四个组成部分，具体的比例还可以随着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

大量民营企业经过股改挂牌新三板，登陆沪深京资本市场之后，从内部到外部都已经得到了质的改变，为迎接国有资本投资，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发展国有创投，构建混合所有制的生产关系

国有创投，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将以前用行政手段进行的财政补贴转化为用市场化的基金形式对企业进行投资，由市场来判断企业家有无生产组织能力，是否有效率。由市场来决定谁能够获得资本，并由全社会监督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权力决定，也不是由银行的内部人决定。这种方式会极大地提高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久的将来，国家必将成为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谁能更好地为社会创造价值，国家就会将资本投给谁。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资本市场也为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更好的选择，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渠道。众多优质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和上市公司成为国有资本合格的投资标的之后，就可以将国有资本从仅仅投资国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国有资本投资挂牌企业可以解决这些挂牌企业的融资短板，促进它们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善管理提升经营效率，这样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和改善，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将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如此一来，我们国家就可以突破用所有制来划分企业性质的窠臼，走出“公、私对立”的话语体系陷阱。未来的企业只有规模大小之分、发展快慢之分、科技强弱之分，而不应再有公私之分。这时候，民营企业家将获得新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他们将成为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从原先语境里单纯追求利润增值，并将此当作唯一目标的“人格化的资本”或者“资本的人格化”，变成联结劳动、技术和资本的纽带，变成带领员工创造财富、研发推广新技术，让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价值创造者和社会贡献者。在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监督下，他们也将成为有信用、有活力和追求进步的社会群体。

（三）打造资本政策的一体两翼

资本政策效益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以致股市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这与金融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密切相关。我认为，核心是要重构我国资本市场生态，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使资本政策的一体能够得到资本市场两翼的支撑。

第一翼是在二级市场设立平准基金。目前，股票二级市场主要依靠公募基金，但从公募基金这些年的市场表现来看，更像地方军阀，各自为战，在面对外资抛盘等市场波动时，往往会跟风操作，并未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必须成立平准基金，并且将其作为常设基金，而不是只承担阶段性的救市任务，平准基金就是“国家队”，在资本市场承担平准均输的作用，能够在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迅速发挥稳定作用，有效平抑股市波动；

第二翼是在一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大力发展新三板、北交所市场，为更多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提供上市机会，使资金（生产资料）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实践证明，公平和效率并不互斥，并非不可兼得，不管在银行还是在资本市场推进普惠金融，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性，还能够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北交所设立不仅是多层次市场建设，更是通过“专精特新”企业定向资本注入重塑产业链控制力，打破大企业对股权融资的垄断，进行的资本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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